中国文化是意象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无法摆脱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人生经验、哲理思考，它也必然要反映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思想情趣，因此它总是要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对中国艺术影响最为久远和深刻的中国哲学美学思想，主要有儒家美学和道禅美学，那么意象空间也深受这两股美学源流的影响。

经历代美学家的补充、改造、辉扬，儒学美学成为一个庞大的美学系统。它对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最大滋养，一方面是“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仁的皈依”的价值趋赴;另一方面，则是其原始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救世情怀以及救天下之溺的道义承担所撑起的积极人世精神。

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儒家美学所体现的“民胞物与”“忧患意识”“人本精神”一直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主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具体内容和表达方式会有所不同，然而儒家“仁”的思想始终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稳定内核之一。

儒家美学在中国艺术中的风格主要体现为“沉郁之美”。“沉郁”的美学内涵大约有三个方面。一为情真恨郁，哀怨悲凉:二为思力深厚，著意深远;三为意犹未尽，蕴藉含蓄。

“沉郁之美”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杜甫的诗歌。杜甫诗歌中悲天悯人、忧国忧民以及人道关怀的诗学传统，在电影中体现为“悲美”和“抒情”的传统。这种传统和中国诗歌的美学传统关系密切，从《诗经》的风雅，到《辞》中的政治怨愤和悲愁基测，到汉乐府中的悲凉的战乱诗章，从《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修忽无常的悲吟，到北朝乐府的苍凉咏叹，此后中晚唐新乐府和李商隐、杜鹤等人的诗歌，以及整个五代两宋词坛的“幽婉”思潮，并由此引伸到元明清戏曲小说中的悲怨情调。

无论是艺术形象的刻画，还是社会矛盾的揭示，都是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和民族的诗学传统所体现出的中国艺术精神在意象空间创作中的自觉体现和自然流露。

“沉郁感伤”的美学精神中流露的深刻的悲怨情致，渗透在意象空间中则呈现了由“情”的温度而发展成的“情贯镜中，理在情深处”的风格。

在儒家美学的范畴中，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美就是理想人格的美，最高的美感就是对这种理想人格的体验和实现，最美的艺术就是这种美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境界的外化。假若对于承续数千年的文化艺术史加以梳理，就会发现这条贯穿在所有中国艺术家人格中的精神脉络它已经成为了文人和艺术家心驰神往和亲躬履践的人格美和艺术美的范式。

道禅美学更多地指向人生和宇宙的深层，追索生命“形而上”的意义。因而受道禅美学影响的中国艺术，更多地给人一种玄妙的、超越性的体悟，面对具体现实、有形物象和社会问题采取的是疏离超脱的心态，带着某种飘逸和淡泊的风骨，呈现出从“有我之境”向“无我之境”提升的精神追求。在作品中更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妙悟，生命本真的呈现，更善于表现心灵的幽秘和指向精神意义的超越。

受此影响，中国艺术和空间美学又呈现出另一派气象:尚含蓄喜冲淡、追求气韵及意境，追求艺术创造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和“言外之意”。然而纵观目前的设计风格，能够整体性传达道家美学或者洋溢着冲淡之美和禅悟精神的作品，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呈现出的是“儒道互补”的精神风貌。

一种在安静缓慢的心理节奏中的生命沉思，也是在众生喧哗中的静观，力图在沉默中触发灵魂，接近真实的洞察，回归本真的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