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我国园林完全成熟的时候，在庄子思想影响的自然园林，与在官廷园囿（周以围墙、布置亭榭石木、间或畜有鸟兽的皇家花园）影响下的官式园林，分别在隐逸文人、官僚、豪商间发展出来，形成基本的对比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同它们的主人，有雅俗之分。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化中两种不同的精神而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亘一千余年未能完全融合。

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深透到后代园林的思想与精神之中，至今不衰。我国读书人的思想一直受儒道两家的相互激荡，因此产生我国独特的精神文化。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出世的，以无为与自然为主旨，与园林之关系较为直接;而儒家重入世，以伦理与为人之道主旨，与建筑之关系较为直接。

秦汉帝国是我国帝制之开端，在思想开放自由，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知识分子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秦建帝国，实施残酷的独裁政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是黑暗时期的来临。中国忽然自一个文明的社会，堕落到黑暗的深渊。

国家是统一了，武力是强大了，但智慧与知识却被封锁了。历史上说始皇帝焚书坑儒，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坑杀的不一定全是儒家的信徒，是一切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吧!

汉朝兴，似乎这种强压的残酷减轻了一些，但在基本上，中国开始为一个独夫所统治，他的意志就是一切，他的喜怒哀乐会形成对国家社会的重大影响。对于传统上协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或给他们出主意的读书人，形成相当可怕的心理压力。

他们在不被统治者接受的时候，已没有机会周游列国，劝说另一个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哲学;他们不为统治者所喜，要威胁他们生命的时候，也没有另个国家可以逃避，当然更谈不上借外力来报复了。这个独夫一旦发怒你是无所遁形的。他可以要你的命,砍掉你的脚在你脸上刺字以永久侮辱，他蛮不讲理。你如同陷入土匪群中，并没有毫抵抗的能力。甚至事后记录冤情的自由也被剥夺。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的知识分子，实乃陷入极端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有机会接近统治者宫廷的读书人，必然要想尽办法，以文化的力量来约束帝王的兽性，以免其发作。孔孟与老庄的道理，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工具。经过一段试验，他们就会发现，孔孟的道理比较合乎统治者的胃口，可以为他们无限的权力做装点。

用儒家的伦理观念，加上些天道的迷信，勉强使专制帝王们对这种野蛮的行为再思而后行然而这一股无理性的可怕的力量，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知识分子的矛盾尤其在于统一帝国之中，帝力是唯一的权力来源。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要求温饱，完全脱离这个力量却是很困难的。若要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更必须要在权力中心附近，并想尽办法得到帝王的信任。成功的知识分子，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不多，得到世俗所赞羡的“荣华富贵”倒是事实，然而他必须冒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不小心触动帝王的愤怒，甚焉者就死无葬身之地，连妻孥家族也受到连累。

在这种情形下，必有一些品性高洁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经世济民的初衷，把自己放逐于田野之间。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非出自民间，他们都是有贵族的背景，否则就没有机会读书了。

基于他们的背景，要进入朝廷并非难事，如愿阿谀谄媚，做高官、享厚禄是唾手可得的。但是少数的知识分子宁愿留在田园，甚至逃往山林之中。

到了后汉，这种具有超逸性格的知识分子，已经受到社会大众尊重。这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上，已体验到放弃世俗的名利是一种了不起的作为。这种看法无疑的也是对于帝王权力的一种讥讽。

然而即使留在田园、山林之中，如果过分地刺激到帝王的权力，仍然逃不出他的魔掌的。嵇康与阮籍都是很惨痛的例子。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地与政治分离，把心灵寄托在其他事物上，才可能被统治者完全放过。

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多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一种隐逸的性格，变成后世一千多年的中国人基本性格之一，实在是这种世上特有的政治力量所强制造成的。它实际上创造了中国的精致文化。不用说，这是中国从皇家林苑到文人庭院的园林思想的基石。

老庄的思想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无疑占有主导的地位。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在其产生的时代，虽然在内容上似乎是消极的，但在特质是干世的。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表明自己的思想或生活态度，而很积极的，希望统治者采取他们的无为的哲学以统治天下。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大家才会有太平日子过。

基于这样的积极态度，他们乃不厌其烦地解释人生，以便说服为统治者执行政策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精神上，他们是自哲学的层面，通达政治的层面，最后贯穿到生活态度上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老庄的思想在积极的意义上已完全消失。士大夫阶级开始在消极的一面发现老庄思想的价值，以填补心灵的空虚，老庄就成为个人修为的途径了。因此自一个基本上具有济世意图的思想，过渡到以田园、山林之乐为主的隐逸思想之间。

庄子的基本思想是以自然为师的，常是以大自然的事物为基础的。他想到人以无用、拙笨而能长寿，乃以自然中所见的，无用的大树而得到启发的。他想到主观与客观的交融乃是以自然中所见之鱼儿悠游之乐而得到启发的。因此心情消极的识分子，对于国事不再有进取的意念了，虽然仍然可以“隐于市”而他们的选择，在可能的范围内，是以“入山林”为优先的。

田园与山林都处世尘之外，宁静澹泊的人，当不得不弃世而去的时候，他的选择，不过是亲自下田以求自奉。这时候，人生的修为就在于纯、素的追求上。以纯朴、率真的生活方式为闲暇，一个知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其性灵的超升，基于对尘世的遗忘，到达忘我之境，乃能与大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形下，山林只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他们要避世的自我放逐的环境。

大自然景色可以陶冶心性，是在田园思想家的生活中体验出来经由文学传播开的，并不是庄子的原意，但却在庄子追求纯、素的人生观，自大自然中观照人生的思想路线之上。

后汉、两晋之隐士，史上记载者甚众，但大多记其超逸之行为苦修之精神，未及其对田园、山林之观感。但在生活中享受清风、明月想为当然。至晋后，史书对阮籍之介绍是:“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书，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阮籍这种博学多才、超然物外又装疯卖癫的形象，乃为后世隐士的典型之一。

如果说后汉、两晋的田园生活是贵族的，那么东晋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就是素朴的了。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田园诗人。他不但在诗文上为一代宗师，其生活之风范亦为后世所景仰，视为最高的标准，他是田园生活的传播者。

由于他的诗文，田园始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圣地，而在田园生活中自得其乐，那种“悠然见南山”的仙境，才把质朴的自然风景提升到哲学的层次。庄子的思想，透过陶渊明的灵犀，才真正通到自然的景观。自此而后，自然的生命就是修为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了。

南朝未代的大诗人谢灵运，写过一篇《山居赋》,并自己注解，那是我国园林新创期最重要的一篇大文章。这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情是不相同的，谢灵运是贵族出身，矫情有点无病呻吟的虚伪文人样子，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文中：其居也,左湖右江,往诸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合吸吐,款跨纤萦。绵联邪巨，侧直齐平。这是一个江湖漫连，山岭起伏，互相围护含抱的好地方。这里有农渔之利，亦有景色之美。然后，他要把自己的住处安置在可以欣赏到自然美的地点，这是一种设计的过程。

就文中叙述庄园内的种种景观来说，可说是最早的亲自操刀的设计师、这位主人策杖自行，涉水登山，不避风雨，不分晨昏，为的是寻觅最佳的景致，以便经营、建设。这是设计工作的第一个步骤。他明确地指出择、选乃以良、奇为准则，不是根据卜签而来。由于建宅通常要卜的，他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士大夫经营园林，不同凡俗，完全以清幽的美景为准。

选好了地点，就是建筑的活动了。所建的屋宇，经台、讲堂、禅室、僧房。这说明了在南北朝时代，佛家的影响已经深植于士大夫生活之中，佛道合流之趋势,无疑助长了园林的发展与普及。

在南北朝的末年，一位感时伤怀的大作家庾信，因被北方政权所留置，写了不少令人感动的文章留传下来，其中有一篇《小园赋》，所述可能是他在北方的宅邸，不得不经营，以求排遣的园子。这篇文章表现出真正爱好自然的文人，如何敏感地在一个平凡的园子里，为一些平凡的自然景象所感动。这才真是庄子思想的真挚的表现。突然想到日本美学的幽玄和物哀。会不会受此影响而产生的。

庾信称为小园，若以今天的尺度来看，这座园子恐亦不能算小了。禽、虫栖息其间，亦甚少受到干扰，使这位园主人感到一种静、闲的意味。“鸟多闲暇，花随四时”，是主人“无为”的最佳写照。因此反映在诗人心灵上的是“历陵枯木”了。这园子并没有什么格局。“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好像农家田园，尚没有造景的观念。

这恬淡、静闲是作者追求的境界。“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菊、菁(类菊之花)之属，随意生长。甚至水果熟了也没有人去摘食，而听其腐坏。这真是一种极其“无为”的自然境地。也只有在这种环境里，才能敏感地体会到“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等大自然等轻微的脉动。

以园述志，顺着陶渊明的风格所写出来的田园诗，可以说纯而自然的园子，是民间土人园林的特色，也是他们清静无为的所发抒的理想园地。这种理想一直持续到近代。

现如今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很多负面的情绪，人们向往庭院、花园、无论大小，以此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为生活营造更多的趣味，独立庭院，阳台花园，露台观景、农家小院，无不积极的美化着我们的生活，庭院——心之所望。

在当前的空间设计中，无论是家装，还是民宿酒店设计，再或是各种类型的商业空间设计无不把自然景观引入室内外，户外观景，室内绿植环绕，让空间也多了些许生命力。